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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市化”内部研讨会成功举办
发布日期:2015-05-22

5月16日,由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学术月刊》杂志社共同主办的2015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市化”内部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举行。会议开幕式由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主持,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和《学术月刊》总编辑金福林先后致辞。
本届会议以“阻碍土地、劳动两大市场发育的制度障碍及其克服路径”为主题,分上午和下午四场,分别围绕“如何建立开放性、竞争性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户籍改革制度”,“基于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财政的存废和改革的路径”,“如何建立基于市场配置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相关主题展开讨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近30位学者(详细名单见附录)出席了本次会议。
“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市化”内部研讨会已连续举办8年,通过提前提交论文的方式为会议进行有效讨论、达成共识做了充分准备。会上专家提出的各种观点和建议,高等研究院将系统梳理、择机报送有关单位和部门,以期推动土地、户籍和城市化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次会议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为了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切实推动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以期早日让土地市场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首先彻底改革现行的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体制。

相关主题讨论

一、如何建立开放性、竞争性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针对土改试点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土改试点既要依法,又要深化”。他指出,土地是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之一,土地资源的配置同样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规划和用途管制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只要能够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在保证满足农民自住房需要和公益性需要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农民对集体建设用地构成和用途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样做才符合党和国家惠农富农政策的。
高等研究院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原国家土地局发展规划司司长郑振源则建议,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进入新常态,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需要作出改革创新,具体有5项措施:第一,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做好确权登记工作;第二,整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明确集体土地入市的市场主体;第三,撤除一切不合理的集体土地市场准入门槛,建设开放、竞争的土地市场;第四,制定《城乡土地市场管理法》,规范市场秩序,合理分配土地收益,加强市场监管;第五,改革财税制度,建立以税入为主的地税体系,使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
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方志权就在三权分置大背景下怎样研究巩固和稳定农村承包经营权的关系、研究农村承包对三权分置的落实和实现问题、如何促进农村土地有序规范、怎么样保护农民利益等问题做了研究,他认为:三权分置就是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从“两权分置”过渡到“三权分置”是巨大的政策飞跃。承包地确权登记和有序流转是保护农民利益和提高农业效率的制度性安排,在依法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能够激发农村土地要素活力,提高农业效率。

二、户籍改革制度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首先介绍了户籍制度的源起,以及户籍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在谈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时,他以最先实施暂住证的深圳为例,提出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则是把一个中国分割成无数个城市,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的流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章铮副教授以“城乡生活水平差异、劳动力二等市场就业与城镇化”为题,指出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部分由制度因素决定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支出差异。在民工潮时期,上述差异在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同时,使城镇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的收入下调到只有将其家属和孩子生活于乡村的农民工才能接受的低水平,准备将全家完全生活于城市的劳动者则因生活支出高、而收入低,被从这些行业中挤出出去。在目前的民工荒时期,城镇非熟练劳动力市场收入偏低的局面并没有大的变化,单靠工资收入无法实现在城市环境中维持全家的正常生活。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农民工没有经济能力城镇化,另一方面压缩了大学生的就业空间,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认为,“工作在城镇、家庭在乡村”的格局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结果。在基本公共权益与财产权益的双重二元结构情况下,即使城市解决了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待遇,也不会改变“工作在城镇、家庭在乡村”的格局,必须通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联动来破解这一格局。

三、基于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财政的存废和改革的路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张曙光教授从点评贺雪峰教授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出发,对贺雪峰的一系列观点提出质疑。贺认为城市化与制度无关、成功的工业化道路一定是采取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改革最大的红利是新中国制度遗产、城乡二元结构是对农民的保护、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驱动力、限制资本下乡能保护农民等10个观念,特别是他的土地财政的观点缺乏逻辑。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钱文荣教授赞同张教授所持的批评观点,认为现有的土地财政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如产权制度保护、分配比例本身不合理等问题。在现有的财政制度下,不仅要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更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土地财政推进农民市民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汪晖教授提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主张地方政府不应该继续依靠土地出让金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是应该转向税收。

四、如何建立基于市场配置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以“土地规划管理改革:权利调整与法制构建”为题,提出我国土地规划管理从理念到体制运行,存在一定的缺陷。规划制定缺失以人为本的理念,支撑规划管理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过于意识形态化。今后要通过深化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其他配套改革,促进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文贯中教授认为土地改革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第一,在颁证确权的基础上,先以土地目前的用途自由入市,通过交易,以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从而形成各种类型和地区的土地的相对价格,以此可将土地分类为城市建设区、郊区和纯农区;第二,在以上三种基本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每一类别土地的内部微调;第三,坚持宪法第10条中关于政府非以公共利益不得随便征地的规定,农民集体对非公共利益的征地有权拒绝,从而使农村集体真正成为土地市场上平等交易的一员,并通过合理的套利行为,倒逼规划和管制部门根据不同分类的土地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修改不合理的土地分类;第四,小产权房和城中村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其所存在的问题不再是所谓非国有土地成为城市用地的问题,而是负外部性没有得到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的抑制,和公共用地和设施短缺的问题;第五,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永续性涉地税收和发行地方公债得以补偿(如资本增值税,物业税,土地交易税等)。
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石忆邵教授从上海市工业用地利用现状、工业用地减量化意义等方面对上海未来工业用地减量化做了分析和规划设想。

因时间关系,未经各位发言人确认。

【附】 与会专家名单:(按拼音排序)
蔡继明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陈 钊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程令国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方志权 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顾长浩 原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金福林 上海市社联《学术月刊》杂志社总编辑
刘 愿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钱文荣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乔军华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沈 敏 上海市社联《学术月刊》杂志社编辑
石忆邵 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教授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
汪 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文贯中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肖明智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张朝晖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张曙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教授
张蔚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章 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郑振源 原国家土地局发展规划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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