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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开放同行
——《田国强学术文集》序
发布日期:2019-01-01

 

 

2018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改变了中国前途及命运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中,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收集整理出版了我这套200多万字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中文学术5卷文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亿万见证和受益人中的一员,此文集的出版对我来说特别具有纪念意义,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此文集也是我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

 

改革开放作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拐点,使中国重新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在国家发展的历史大潮中,无数个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的转变。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三年“大饥荒”的折磨,在学知识的时候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改革开放后受惠于邓小平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政策而于1983年公派自费出国留学。与我一样,当时许多出去的留学生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策才得以负笈海外,实现人生轨迹的改变和跃迁,大家都怀有一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之心,有一种希望中国尽快振兴的强烈使命感。

我关注中国改革与发展及其研究迄今已有35个年头,始于我初到美国留学时所见所闻给我带来两个的强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震撼的是,一个国家原来可以这么富有!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那么贫穷?当时,美国人均GDP已经过了1.5万美元,台湾地区那时人均GDP也过了八千美元,而大陆只有三、四百美元,当时有些台湾留学生对我们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调侃称呼就是:共匪、穷鬼,称我们为共匪倒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可以像在国内时称他们为“蒋匪”,但穷鬼的确让人难受。难道我们大陆就不能富起来?这样的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这些感受是我思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改革的原点,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和发展了,立志要用自己所学、所思、所研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直到当前,国内一些人仍然有一种看法,歧视和怀疑我们留学生和海归,以为海归出国几年后西化了,甚至是不爱国了,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别和海外留学时所遭受到的歧视,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绝大多留学生和海归都非常热爱祖国,都非常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我记得刚到美国时,我们留学生经常从晚上6点钟吃饭开始,一直争论辩论到早上89点钟。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有人归结于科学技术,归结于李约瑟之谜。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此二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的,也是我在随后几十年里为之不懈努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聚焦制度平稳转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二是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为国引才储才育才,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这方面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当时对于中美之间社会经济发展落差的震撼与痛苦,也坚定了自己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及其经济学学科进行学习研究的学科转向。为此,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我特意选了“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后因其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作为指导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与雷鼎铭学长(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拿到终身教职后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直至最近退休)及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改革目标和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开始注意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结合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深入思考中国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变局,从而逐步地让我认识到,经济学原创性纯理论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差异,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切换角度和角色,不能唯书本和教条主义,不能过度理想化或过度意识形态化,更不能将理想状态等同于现实去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可能将事情做成功。

尽管原创性纯理论,特别是经济学基准理论具有很强的指明改革方向和现实指导作用,但理论背后的一些假设也许不是那么吻合现实,所以其研究基本上都是务虚的,对一个问题或问题的某个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现实中当然不是如此)往往研究地很细,很精,目的就是要弄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注重的是科学性、严谨性,聚焦的是点或局部,而不是面或全局,具体怎么去用,在什么情况下适用,需要因地、因人、因事、因时而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分析和解决实现问题就大不一样了,要将一件事情做成,需要将影响其结果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而不是只考虑某个点或单方面因素,这就像一个水桶缺一片或有缝隙,甚至有个小洞,也装不满水一样,需要面面俱到。

特别是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在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到这方面的差异性。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要将事情办成,一定离不开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这三维度的结合。它们都是将一件事情办成或解决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在现实中,许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分析问题时,不知不觉地只关注或集中其中一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或者由于理论背后的假设不是那么符合现实而完全地否定其理论的导向作用,或者完全照搬理论的结论而忽视前提假设和实践真知的极端重要性,或看问题短视。的确如此,从事实践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视甚至否定理论的重要性,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往往容易教条,脱离现实看问题,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将理想状态等同客观现实,这样的人大量存在,甚至弄不好,其中一些人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

当然,更多的人往往是用一个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反对其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另外的必要条件。一些经济学家,在谈到市场制度重要性的时候就一味地否定政府的作用或在谈到政府作用时就忽视市场的作用而认为政府需要事事有为,在谈到工业革命重要时就一味否定基础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还有不少人在总结改革成功的时候不是试着去找出新的因素,而是强调本就存在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否定新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时往往忽视或否定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性,而一味地强调政府和国企的作用)。类似地,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不少人由于自己所学轻视其他学科。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爆发的文化之争——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学人文的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如建构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者就极力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而学自然科学的却认为,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20多年前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叫索卡尔的物理学家就认为建构主义者不懂科学却经常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于是故意写了一篇“诈文”登在最权威的建构主义的期刊《社会文本》上,一个月后在另外一个杂志上说明那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其实,索卡尔诈文早有完整中译,但可惜的是没有引起国内对“何为”科学的充分重视和有效讨论,使得许多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在讨论问题时科学性严重不足,特别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界是如此。使之这样的争论也出现在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辩论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风气确实不是那么端正,浮躁,浮夸,表象、虚的东西太多,而不是务实,埋头钻研。学术研究及其讨论本应是严肃的,但似乎是越来越大众化,甚至是娱乐化,不少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的话,给出的结论,既没有逻辑,更谈不上内在逻辑,就连简单逻辑都没有,缺乏常识,也没有实证,更是短视,但弄不好,说不定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我们学者特别需要自律的地方。

总的说来,理论逻辑维度注重的是科学性与严谨性,而实践真知维度强调的是时代性和现实性,提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可实现性。当然,仅有理论和实践不行,弄不好会短视,可能只是短期或局部最优而不是长远或全局最优,因而还需要采用历史视野的维度来分析问题,这样分析解决问题时才能有前瞻性和思想性,人文社会科学更注重历史视野。比如一幅油画,太近了看发现不了油画的美,看到的也许都是坨坨点点,但拉长距离来看可能就很不一样的了。总之,要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就必须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我在出国前学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到美国后学的是经济学,再加上大学前的下乡几年的知青生活和在上财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和行政工作,以及平时喜欢读历史和其他各种书籍,这些生活、学习和行政方面的经历和历练使得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及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分析方法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我在做中国问题研究时,尽可能采用这样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

 

聚焦制度平稳转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1987年夏,我博士毕业受聘美国得州AM大学经济系终身轨(tenure track)助理教授。随后的几年中,我始终在经济学学术海洋的最前沿探险,在纯理论研究中学习新东西和新技巧,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每年都能出产近十篇学术论文,被当时的系主任称作“文章的生产机器”。1991年,我被破格晋升副教授并获得了终身教职“铁饭碗”后,立即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911992届的会长。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和留美经济学会的同仁预感到中国将会掀起一场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但客观现实是,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国内民众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很不了解。于是,我们就组织主要在海外留学的学会会员用通俗的语言编写了14本关于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该丛书由我和易纲教授主编,其中包括我和张帆合著的《大众市场经济学》。其间,1992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中国正式决定实行市场经济,这套丛书正好赶上这个历史契机,于19933年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国内第一套通俗地介绍现代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

该丛书1993年当年即获得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国家级大奖,至今仍然是许多经济学子的入门读物和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读文献。《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好评如潮让我充分认识到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思想上的理性启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于是,自1993年以来,除在海外学术期刊发表英文原创性研究成果外,我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各种严肃的学术期刊以及一些在国内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阵地,在系统介绍自己在激励机制理论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陆续发表自己对于改革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和政策的评论。

2010年,我和我的研究助手陈旭东博士一道将我自己包括跟合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中国经济问题所做的研究和思考,进行了梳理,形成了一百多页的书稿。但是,在随后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们发现仅仅是就经济改革而谈经济改革,太过局限,并且经济改革的单兵突进和其他方面改革的滞后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短板效应,经济改革本身遇到了诸多难以突破的瓶颈。另一方面,不均衡的改革和发展路径,也使得中国面临成就巨大但问题也突出的“两头冒尖”现象,这使得我们认识到中国必须走全方位联动改革之路才行。为此,我们对书稿的整体定位做了扩展,期间反复修改了几十遍。由于忙于其他一些事情,书稿迟迟未能付梓出版。

2013年书稿行将定稿出版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许多改革决策和措施,与书中很多提法、建议和呼吁接近,甚至是相同,因此我们又对书稿进行修改,修正其说法,其中也包括对许多改革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印证。最终该书于20147月出版,书名定为《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随后该书被推荐参评当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得到了张卓元、吴敬琏等先生的充分肯定和支持获得殊荣。我们这本书以探明中国改革的路线和战略为主题,通过历史大视角和国际宽视野的纵深横阔考察,国内外经济社会实践的纵横向比较,运用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关于激励和信息的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手段,来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及深化改革,把对改革问题的探讨建立在注重理论内在逻辑、历史经纬爬梳和数据统计分析有机结合的坚实基础之上,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分析解决问题离不开三要素结合:理论逻辑(科学性、严谨性)、实践真知(现实性、时代性)、历史视野(前瞻性、思想性)。以史为鉴,知兴替,如我在合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有过三次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来推动工业化,分别在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它整体上无法从根本上同时解决国企的效率低下、挤压民企、贪污腐败、不利创新及造成社会不公这五大弊端,并且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并将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

中国古语有云四十不惑,不惑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航程,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机遇空前,挑战空前。尤其是中美关系正迈向一个走向影响特别深远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找不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的途径,排除双边的战略误判,就很可能往一个更负面的方向发展,进入更多方面的战略竞争,甚至是全面对抗,弄不好会导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局势紧张,演变成多方面的敌对,从而必将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其实,大国崛起也可以是良性竞争关系,比如美国与英国,日本与美国,但不见得就一定是敌对关系。最佳的结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促成坐下来有针对性的谈判,比如有可能,两国尽快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尽量寻找和形成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忽视或相互指责或敌视,不要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

同时,我们更需要进一步地思想解放,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真正地而不是口头上进行全方位改革。当然,谈改革不能完全不主动去破旧的制度框架而去谈改革。改革就是要改掉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规章制度。所以,我认为谈改革开放是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泛用,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将改革往回改,往回走,或只说不做,或说一套做一套也称之为改革,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改革就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及其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改变,对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转型才能称之为改革。具体到中国情景,就是要将原有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过多主导和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过多地干预和参与竞争行业,改为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比如,一旦真正要被逼的要实行“三零、两停、一允许”,由于效率和创新力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是非常难于竞争的,要能适应和具有竞争力,就必须下决心深化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以此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所以,我认为在谈改革开放时,最好加上前置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只有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而不是多的作用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内涵而不是其他。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改革、更大力度的开放,不埋头苦干、韬光养晦,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并且这样的改革一定是综合性改革,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及其各个层面互动互补的综合改革治理,才有可能应对,导致平衡充分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当前的中美形势和国际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经贸摩擦倒逼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做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强而避之”,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推动经济教育改革为国引才储才育才

 

自从在得州A&M大学拿到终身教职后,我就经常回国讲学、办学和开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等大学经常讲课或任兼职教授。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和世界经济体制接轨,就需要许多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人才的培养,不是几年的事,而是许多年的事。也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们在这方面要有战略眼光,要多拿钱出来办教育。尽管我是属于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人之一,可能占了点先机,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我。“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人一定会倍出。

1999年开始,在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周济教授的大力支持、关心、参与和领导下,我们在海外的一些林少宫教授的弟子帮助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开办了一个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班。2003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启了成规模柔性引进海外高层次经济学人的先河,我与其他27位海外学有所成的华人教授一道受聘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给本科和博士生完整开始一门门完整的现代经济学课程,这一举措当时受到了社会、媒体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不过,这还不是大规模全职引进海外经济学高层次人才的举动,而我的期待是将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质人才大批全职地引进回国,这样的机会很快来到了。2004年,上海财经大学以经济学院为试点面向全球招聘院长,希望聘请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海外华裔学者来担纲革新重任,他们向我发出邀请。“‘田老师,我们把你请来,不是希望你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这种人我们多的是,我们希望你过来,能帮我们把学科建设做起来,帮我们引进一些人才。’”上海财经大学时任校长谈敏教授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觉得上海财大是一个能做事的地方。于是,在学校开明领导层的支持下,我于2004712日走马出任经济学院院长,“求实创新,打造一流”的就职演说,给出了如何打造一流经济学院的愿景目标、战略、方针和六大举措以及我的雄心壮志。不过,许多老师当时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在国内没有什么名气,上财经济学院更是不咋样,即使在学校也只是出于中偏下的位置,而我的想法是,如我向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楼继伟引用毛泽东的话时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还记得第一次到上海财经大学任职,学校旁边一个街道正在改造,当我3个月后再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改造已经竣工,变成了一条休闲美食街,一问是民营企业投资开发的。我不禁感慨民营企业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祖国大地到处都是工地,经济发展一篇欣欣向荣。在这种充满发展活动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海外人才回国发展大有可为。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海归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就海归的时代。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需要与世界接轨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当前国内杰出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海外留学人才群体是一个巨大的高层次人才库。海外人才也普遍感受到了国家的积极召唤,感受到了国家发展中个人自身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

在高等教育引才方面,我一直觉得与其零零碎碎地引进海归,让他们迅速被同化、无暇做研究,还不如一次性引进一批新鲜血液,很快形成团队规模,配套以先进的学术机制,给年轻学者充分的舞台和空间。就像建三峡水电站对长江截流一样,一小块一小块石头地扔下去是不可能有效截流的。所以,我走马上任的一个星期内就亲自起草了一份经济学院三年振兴计划,给出了如何求实创新,打造一流的具体规划和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提出一年引进10个、三年引进30个海归博士的人才引进计划,并且专门向时任校长谈敏教授和当时分管人事的周仲飞副校长要了一个在国际经济学家招聘市场方面的特殊政策:只要学院给人助教授offer,学校就一定要认可,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和鼎力支持。如果按照国内通常规定,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招人也是如此,由于国际人才市场竞争激烈,要等到学校人事处和分管校领导批准,黄花菜都凉了,无法招到好的人才。就这么一个特殊政策,我们当年就招到10个海归。经过这10多年的这样的招聘,动态引进了100多位,其成效和成绩是全世界经济学界皆知的,我们的国际化和由此所取得成绩是我们学校让外界真正佩服的一大亮点。所以,一个领导的格局、眼光、胸怀、担当、使命责任感及其目标决定了一个单位的事业大小和成功与否,如果没有这些,不可能为单位,为下属分忧解愁,只唯上,不唯实,不唯下。

上海财经大学就这样成为了国内高校最早开始依托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这一国际公认的经济学家人才市场招聘渠道,进行大规模、成建制地引进海归优秀人才的大学,发展到目前每年已经有超过50所的国内高校参会招聘,其中很多是直接按照我们的招聘程序和做法在做。当然,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改革不仅仅是引人人才,而是一个聚一流师资、汇一流学生、设一流课程、育一流人才、做一流研究、臻一流治理、创一流学科、建一流学院的综合改革治理。为此,我随后向学校提出来一系列全方面综合治理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改革建议和举措,比如在当时就给新招到的海归博士每人一间办公室,这样的魄力和举措当时几乎没有一个高校这样做,同时在国内开先河建立了常任轨(tenure track)制度,对本科和研究生及博士课程进行大力度改革,如加强数理基础,开设硕博连读项目,给所有的博士生开设《资本论》必修课等等。谈敏校长、周仲飞副校长和其他时任校领导(特别是孙铮副校长)排除了各种困难和阻碍,对我们经济学院的改革治理和学科建设给予了极大支持。可以说,我那时虽然非常劳累,但由于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推进和不断取得的改革成效,让我充满活力和激情,对工作感到无比快乐,开心和自豪,且充满信心。

下面着重谈谈我对于科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方面的一些思考和做法及其成效。经济学关涉社会经济治理,事关政策、决策走势,特别是随着中国正在经历由大国到强国的转型,无疑对高校经济学研究所能贡献的知识成果的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基础性、原创性研究以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同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需求,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既抓追求世界一流长远卓越的原创性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非常注重服务国家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研究,两手抓两手都硬。通过“常任轨”国际期刊目录的导引和六年“非升即走”的长周期、高质量导向考核机制约束,2005年以来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教师已经在这类国际顶尖和知名经济学期刊发表署名机构论文300多篇,这些原创性研究成果多见于与ScienceNature齐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NAS)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国际顶级和一流经济学期刊。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五大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论文发表“大满贯”纪录,不仅对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许多也是基于中国经济实践提炼的研究成果,用国际通行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

与此同时,我也注重引导教师发现和解决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经济科学问题和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瓶颈问题,以促进有机融合,从而追求长远卓越。基于此,从整合全校资源的角度,20067月经我倡导成立了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并兼任院长。作为国际化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平台,高等研究院主要依托海内外优秀研究团队,理论结合实际,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举,以项目的形式联合攻关,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长远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当前难点、热点经济问题。我本人关于宏观经济、人才引进和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研究报告曾多次得到总理办公室、中组部、财政部、教育部、中财办、中国人民银行等许多中央和部委领导以及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注、批示或上报,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报告也收集到本文集中。尤其是我们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采取了国际前沿、国内较为独特的基于准结构模型的情境分析(alternative scenario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对统计数据和经济信息充分收集和进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的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的预测,并提供各种政策情景模拟结果供决策参考。

 

笔耕不辍叁拾七载学术观点一以贯之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19822018年间写作的近200篇中文文章中的138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文章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文集共分8个篇章,分别是:(1)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2)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3)中国经济与部门发展;(4)制度转型与综合治理;(5)教育治理及其改革;(6)经济理论与制度学说;(7)经济学及其方法与争鸣;(8)书评、追忆及其他。每个篇章按照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前7个篇章的大部分论文均着力探讨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在相关领域内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一些战略和政策上的建议。

从事学术研究这么多年,特别是近20多年来我所有关于中国改革文章的一个自始至终的基本结论就是,无论是谈改革的具体举措和路径,还是方向和目标,其关键落脚点在于根本性的市场化制度改革。这个结论无论是改革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都以此为要。的确如此,总结中国过去40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探讨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人们一定要弄清楚是什么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成就巨大,应该像实验物理一样,要研究和找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将其他变量固定。基于这样的方法论,我们不难发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那么什么是新的因素?那就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样的基本制度性市场化改革。

为此,文集绪论部分收录了我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40周年而写的两篇论文,较为全面地谈到了我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其中,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写的论文《从拨乱反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到和谐社会构建——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很早地提出了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一现在广为所知的命题。当然,这个副标题表达得不是非常准确,其实应该是“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要让经济社会得到平衡、充分的良性和谐发展,仅仅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是远远不够,所以最近五六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同时需要界定好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改革开放40年再思考——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制度逻辑》一文则指出,基础性制度的完善才是社会经济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政府的恰当定位至关重要,只有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定位得到落实,才能真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导向好的市场经济和好的社会规范。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成了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下面对这8个篇章内容逐一作简要介绍。

本文集第一部分主要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贯穿其中的一条研究主线是中国经济体制平稳转轨需经历三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这是我199411月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的基本结论。后续研究成果曾分别以“A Theory of Ownership Arrangements and Smooth Transition To A Free Market Economy”和“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为题,发表于国际著名的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期刊》)和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比较经济学期刊》)上。

这些论文给出了一个在“非规范”经济环境,特别是转轨过程的经济制度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产权所有制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都是内生变量,其选择将依赖于经济制度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经济制度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局部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从而,其重要的政策含义就是,只有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和社会变革使得经济制度环境得到改变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然而,经济制度环境的改善,不是单靠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就能实现的,并且单一改革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愈加突出,这就提出了和谐社会构建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20073月,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效率、公平与法治》一文,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相容性。

第二部分关注中国国有企业与银行改革,包括银行在内的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恰恰是所有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在这部分的文章中,有与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的横向比较研究,也有对近代以来的四次社会经济大变革中国有企业沉潜起伏的纵向梳理考察。一个重要结论是,184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不成功的尝试,启示当下应让非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切换。

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到2006年要实现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和经营人民币与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的承诺,而当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面临不良资产比例大、资本金严重不足、公司治理结构落后、盈利能力差、经营效率低、存在危机感等重重问题。所以,20032004年间我与王一江教授合作在《经济研究》《改革》《经济学动态》等期刊发表了系列的研究论文,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取的方向和路径进行探讨、建言,主张引进外资银行战略投资者来参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

1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供了有效的外部激励和动力,引进了国外先进经营管理技术,缩短了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增强了自身发展活力。通过对外开放,促进中国银行业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提高了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各类资本,壮大了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增强了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通过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已基本融入国际银行业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化水平大大提升。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涵盖的内容包宏观调控、城市化、贫富差距、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政府支出乘数、房产税、最低工资标准、存款保险制度,等等。其中,发表于20149月《经济研究》的论文《政府支出乘数》是我与我的博士生王国静合作的,填补了国内研究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的空白。文章首先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政府消费乘数和政府投资乘数的不同,并指出忽略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内生性会对支出乘数的估计造成严重的偏误。然后构建了一个引入以上三个特征的大型DSGE模型,并利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估计。对不同设定的模型进行比较发现,包含以上三种特征的模型能最好地拟合中国经济。估计得到的长期政府消费乘数和政府投资乘数分别为0.79046.1130

20086月撰写提交的政策建议书《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关于解决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膨胀两难的政策建议》在绝大多数学者和政府机构仍然认为当时经济过热而不断加大紧缩力度的情形下,我和黄晓东教授旗帜鲜明地给出了相反的判断,提出了“慎紧缩、稳两市(指股市和房市)、拉两头(指第一和第三产业)、控中间(指第二产业)、停升值、缓提价(指油价,电价)18 字综合治理方针建议,并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等部门领导,其后的经济发展态势和政策运行趋势完全地印证了报告的前瞻性。

第四部分以制度转型与综合治理为主题,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方面的研究日趋增多。本部分聚焦经济增长与转型背后的制度因素,包括政府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法治等。核心观点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否则会造成各种问题和危机,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从而,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所在,即要推动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维护性有限政府转变,以及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为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政府角色缺位、错位、越位并存的现状,才能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才能真正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那么,靠什么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呢?治理边界的界定,其实质是权力边界的厘清,这就不仅仅是政府行政体制所能解决的,而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在发表于20143月《学术月刊》的《现代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我和我的合作者指出,只有在以分权和放权为导向的公共权力架构和以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为主体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基础上,中国权力寻租、设租和贪污腐败的空间才能得到大大压缩,民主将在宪法和法治的框架内得到深化发展,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将得到合理界定,法规治理、市场激励、社会规范三大制度安排将各归其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责任边界将得到科学划分,从而可以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更好的综合治理效果,对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关键切入口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五部分以教育改革及其治理为主题,收录了我自20047月受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以来所发表的相关文章。其中,首篇即为我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讲话,当时我提出学院发展战略。那就是:“求实创新、打造一流”。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了解我们站在哪里,起点在什么地方,和亚洲一流、世界一流大学有些什么差距。只有求实,我们才能够有所创新,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制度转型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才能解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创新,我们才能领先,才可能成为亚洲的一流,乃至于世界的一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以及灵活的策略,需要作出具体规划,制定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目标。这是一个纲领性和谋定而后动的就职演说和发展蓝图,随后的经济学院三年振兴计划和经济学创新平台计划书中的核心举措和随后十多年来的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都来自这个就职演说给出的发展轨迹而前行,今天回过头来看,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短中期愿景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过去十多年在上海财经大学一线基层做教育改革,我的一个体会就是中国大学的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需要正视其改革的艰巨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将一件事情或改革做成、做好,既要有想法、有勇气、有担当、有智慧,也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特别是风险意识。由此,我提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院层面的建设,必须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框架去系统思考做什么,应不应该做,怎么做、谁去做,能不能做及怎么做才最优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主线需要明确,那就是要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去办大学,绝不能故步自封,关起门来自我评价,一定要以国家战略和国际标准来衡量。相关内容在20176月《谈提升大学院系治理能力经验——在湖北经济学院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多有论及。

第六部分主要是经济理论与制度学说方面的文章,包括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最优所有权安排理论、拍卖理论、非线性定价理论等。其中,第一篇是我1982年发表于《华中工学院学报》的《从参数唯一确定的观点论联立经济模型的识别问题》,这也是我学术生涯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这也是我跟随林少宫老师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4篇论文之一,其他3篇是英文论文。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来寄给著名计量经济学家费雪(Franklin Fisher) 教授,获得了他的好评。明尼苏达大学奇普曼 (John S. Chipman) 教授对我的论文也很感兴趣,正是他给了我研究助理奖学金,才使得我的留美深造得以成行。

随后是我被收录于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中的《激励、信息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一文。该前沿专题由茅于轼和汤敏主持编辑,邹至庄作序,共收录留美经济学人的12篇文章。我的这篇文章是国内首篇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评论机制设计理论的论文,既保留了专业基质,也不失通俗易懂性。这个前沿专题文集的出版,也为我后来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后策划组织编撰《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提供了灵感,二者有相通之处。

20181月发表于《学术月刊》的论文《制度的本质、变迁与选择——赫维茨制度经济思想诠释及其现实意义》,基于对赫维茨制度经济思想的诠释,本文的核心论点有三:(1)制度的本质是具有自我实施性的规则或限制,主要用以稳定个体间的信息交换过程,减少其间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激励扭曲,从而达到合意的目标;(2)制度变迁是一个融合了自然演化与人为主动设计元素的叠加过程,制度演化有其客观存在性,但有效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克服和避免人性弱点带来的负面效应,加速其合理化变迁,达到社会既定目标;(3)不同制度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制度交易成本(信息效率)、激励相容性,从而具有不同的制度落地能力,导致不同结果,如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对于正处深化改革、制度转型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了解制度的本质及其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七部分主要是介绍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以及一些商榷性文章。其中,第一篇商榷文章,主要针对当时的旅美政治学学人崔之元教授《美国29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一文中的一些论断进行了评论。崔教授在这篇文章中以美国29个州公司法的变革来介绍西方经济学和法学的若干新进展,并对我国的体制转型提出政策性建议,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帕累托效率)是矛盾的、市场经济与民有(私有)产权也是矛盾的、美国公司法的变革说明了美国正在进行非私有化的变革等论断,这严重地曲解了经济学前沿理论,因为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问题,可能会对经济学界和理论界产生误导。

所以,我主要针对该文中涉及经济学的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商榷评论,主要问题在于该文在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时忽视了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和具体约束条件及理论的适应范围。此外,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就企图得出一个普遍性理论结论往往是非常危险的。由于经济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似乎懂一些经济学,都想在上面发一番议论。但经济学的的确确是一门具有科学体系的严谨学科。现代经济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已数量化了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也只能了解为数有限分支中的很少一部分内容。不花一番工夫,是很难真正地理解其中一些经济理论的精髓。

此外,本部分收录了我2016年与林毅夫教授关于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几篇争论文章,以及点评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关于产业政策争论的文章和学术观点走极端的问题。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当下中国经济及其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及治理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从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争论的焦点实质是中国经济及其改革何去何从的方向性问题。同时在研究解决现实问题时不能走极端,不能拿做事情成功所需要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必要条件去反对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或必要条件。

与商榷文章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相一致,该部分其他3篇论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创新路径》,主要对如何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掌握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并界定和区分了现代经济学中的两种理论: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在笔者看来,尽管许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不适宜直接用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但是却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指明了长远方向,为我们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参照系和基准点,从而为逐步解决现实和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基准理论的重要作用,但这些基准理论不能直接套用来解决现实问题或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是需要采用或发展解决现实问题的相对实用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不是靠推倒重来、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建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上的边际创新或组合创新,技术和应用创新往往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石上对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推广,如同不同的中药组合形成新的药方一样。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一定和自然科学一样,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经过比较、拓展而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国经济问题往往也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经济问题。我相信,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掌握了国际通行研究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家将拥有天然优势,将有可能带来经济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和研究重心向中国的迁移,这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

第八部分主要是书评、追忆及其他文章。其中有我对林少宫、张培刚、赫维茨等授业恩师的追忆文章,早在《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的扉页中也曾对林少宫和赫维茨致敬,感谢他们带领我进入经济学的殿堂。其他一些是对钱颖一教授《大学的改革》、王一江教授《民富论》、文贯中教授《吾民无地》等所做的序言或推荐书评。他们都是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和同行,其中钱颖一教授跟我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从出国深造,到留美任教,再到回国搞改革,可谓是志同道合,我们对很多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教育问题)的看法都非常一致,常常不谋而合。

文集最后收录的是我2012年在中组部“我的中国梦”主题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座谈会的发言《在民族复兴中实现中国梦》。虽说我在美国留学、从教30多年,但对于所谓的“美国梦”我从未挂怀,心中涌动的只有“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这种家国情怀是永远无法磨灭的。关注和研究中国转型发展,及为国家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是我终身的两大理想和事业,我将继续为之努力!

 

田国强瑾识

2018718日于居所行空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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