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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 田国强:实施竞争中性政策助推市场经济

发布日期:2020-01-08设置

田国强:实施竞争中性政策助推市场经济

■ 深圳特区报记者 赵鑫

提要

改革开放就是尊重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约束,是以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打破传统体制经济束缚的必然选择,是不断提高效率和激发创新力的关键所在,也依然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应对当前世界重大变局的基本逻辑出发点。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圳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两大重磅文件发布,赋予了深圳新的任务和使命。从实践经验看,深圳想要保持甚至超越原来的成就,就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推向更深入,而总结好前期改革开放的经验,摸清改革开放的规律,则是当务之急。近日,深圳特区报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华人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近些年来,他的研究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采访中,田国强分析了深圳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阐释了竞争政策的独特作用,为深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参考。

一、深圳过去做对了什么


在田国强看来,无论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解决问题,科学的经济分析必不可少。他主张使用“三维六性”的分析方法,通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论证,保证结论和举措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而之所以强调“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是因为目前许多对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

想要明晰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依靠科学分析,这样才能正确把握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和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要按照科学的本质内涵——控制实验的基本方法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不能总将所有因素放在一起泛泛而谈。在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的对比,就如同做了一次良好的控制实验。

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以及社会的稳定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必要因素,但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还可以发现新的因素。田国强认为,新的因素即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

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表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依靠,而之所以强调这两大因素,是由于分析解决问题必须从基本约束条件出发,经济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是受到两大基本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的制约: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

但需要注意的是,制度的制定并不是要改变人性,人性无法改变,而是要将人性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制度和规则,让人们自愿改变其行为结果,以此实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

改革开放就是尊重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约束,是以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打破传统体制经济束缚的必然选择,是不断提高效率和激发创新力的关键所在,也依然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应对当前世界重大变局的基本逻辑出发点。

深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田国强认为深圳的实践正验证了改革开放理论逻辑的正确性。时至今日,深圳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演变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大都市和民营经济第一城。数据显示,深圳的税收来源中民营企业的贡献达七成之多,民营商事主体数量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一,民营经济的GDP占比、贡献税收占比、吸纳就业占比、创造知识产权占比也都是全国第一,世界500强榜单中,深圳有6家民营企业上榜。从创新驱动发展的角度看,目前,深圳70%以上的授权发明专利,80%以上的创新载体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0%以上的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广东省名牌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深圳的创新成果转化率全国领先,创新驱动发展特征突出,这些不仅说明深圳坚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坚持市场逻辑的正确性,也说明深圳具有成为实施竞争中性政策示范区的基础条件。

二、为什么竞争中性至关重要


竞争中性强调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消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的不合理限制等,意味着只要是市场主体,不管身份如何,都将一视同仁,在市场准入和资源等方面,都享受公平的待遇。

田国强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不是靠硬性、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而更多的是靠普适性的竞争中性政策。

从制度设计的视角来看,政府无论怎么做都很难改变人性,也无法完全掌握市场和经济人的具体信息,基于有限信息做出事先的产业政策规划和措施的平均水平不高,且与期望存在较大差距。从这个意义来讲,政府想要促进经济发展重要的并不是利用行政力量去干预市场运行,而是应该合理界定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

田国强相信“只有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才能创造有效的市场和和谐社会”,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问题,这三个主要是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限政府意味着凡是现有市场能做好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好的,政府才需要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要市场能有效发挥作用,就应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当市场失灵(由政府的缺位或过位导致)时,政府才应该补位或去位。

政策选择上,政府应当适度、慎用硬性产业政策,需要将产业政策更多地过渡到竞争政策,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不断地逼近有限政府这一理想状态,才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此外,政府主导和以国企为主的发展方式也导致了国际上的反弹,出现了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论调。

无论是从国内改革还是从对外开放角度分析,真正地实行市场经济,竞争中性都非常重要。在迈向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不应该提倡以往鼓励投资的产业政策,也不应该提倡用抑制投资的产业政策去产能,政府应该简政放权,以竞争中性原则,由市场供需来决定哪些企业退出或进入,让市场中的各个企业自己决定如何发展、往哪方面发展。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发布,进一步强化了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要求采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强调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如何实施竞争中性政策


对于如何实施竞争中性政策,田国强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应在国家法律层面对竞争中性原则及其适用性予以确认,如在《公司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进行适当体现,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在国家高位阶法律没有做出修订之前,深圳可以从自身经济的实际出发,对地方自主权以内的一些法律制度安排,做出一些先行先试的探索,对于各种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成分,在政策环境、法律保障、要素供给等方面都一视同仁。深圳在竞争中性法律探索方面应成为示范区。

第二,改革国资监管体制,促进竞争中性落地。应促进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促进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让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成为不依靠政府倾斜政策,与民营企业一样受到公平对待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该管的要科学管理、决不缺位,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 与此同时,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主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靠民企而不是国企。民营经济、创新经济最强的是美国,靠的是民企,也靠企业家精神。在管资本的方面深圳应力争成为示范区。

第三,提升对外开放的层级,倒逼竞争中性改革。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开放之于改革的倒逼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进入新时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这样的开放,对于竞争中性原则的落地,具有倒逼作用。深圳应利用创新优势成为全面开放的示范区。

田国强认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深圳起到了探索、实验、示范的作用。当前,深圳被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定位,发展经济依然是中心工作。深圳在民营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应该成为实施竞争中性政策的示范区。

学者名片

田国强,1982年获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教授。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学系终身教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4-2019年),现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编,Journal of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 Design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理论、数理经济、机制设计、转型经济等。